王永衛醫師 口述 整理／李淑娟 。
今年7月15日我正式從服務了37載的台北榮總退休；
同事頻頻打探：還未屆退休年齡的我，
被那家醫院挖角了？
其實，
很少人知道，
此刻的我身罹膀胱癌、肺癌兩種原發癌症，
而我的妻子才癌症病逝不到一年。
這兩、三年間，
我從臨床醫師到重症病人家屬、
到身為重症病人、
從臨床實驗主持人、
到申請成為癌症新藥受試者被拒（罹兩種癌不符收案條件）；
經歷這麼多角色，
身分在白袍和病床間流轉，
心情真是百味雜陳，
難以言盡。
我最後一次化療在5月中完成，
整個治療過程中，我照樣上班；
一方面是多年來照顧的感染者已達上千人，
一時找不到他人接手；
一方面，我從沒想過：
生活一向被看病、查房、教學塞滿了，
驟然停下來要做什麼？
總以為人生終點還很遠，
等手邊工作完成後再說。
問題是，
臨床工作似乎永遠沒有完成式，
才忙完這個，下個工作已排滿了；
才看完一個病人，
仍有無數個病人在等候，
甚至，
眼前工作還未告一段落，
就被更急、更迫切的任務或病人打斷了；
所以，
我永遠只能「拚命幹！」 很少停下腳步。
我太太罹患的也是肺癌，
發現時已轉移骨骼和腦部，
從病發到過世共三年。
太太生病後，
全家曾利用緩解期規畫了一趟德國旅行。
很少陪太太出遊的我，
明知罹癌後所餘日子無多，
生命充滿變數，
我還是從這趟旅行中缺席了，
這也成為內心最難以釋懷的痛。
她去年8月過世，
那是個禮拜一，
我在榮總要看夜診。
她過世，
感覺整個心像被掏空一般；
但是，
病人已預約掛了號，
有人從遠地趕來，
有人可能是放棄了重要聚會來報到，
也可能有人服藥不適應，需要調整……；
而我，無法馬上找到代診醫師，
也無法因個人因素失信於病人，
只能把太太後事安排的重任交給女兒，
那天，照樣看診到近九點。
沒有人知道：
當時承受著喪偶劇痛的我，
也正在接受癌症放射療法。
看完診後，
自己來到門診追蹤檢查；
領完號碼牌，
候診室常一等兩、三個小時；
偶遇同事出來叫號時發現我在座，
好意安排遇空號時先檢查。
這時，
我想起妻子生前看診情景：
她也跟我一樣吧？
強忍著不適，
坐在這裡一等幾個小時；
而自己先生就在不遠處，
是這家醫院的資深醫師，
卻永遠在為別人忙碌，
甚至沒有陪自己看過一次診。
想到這裡，
那種悔恨交加的椎心之痛，
幾乎要將自己淹沒了。
太太過世，
身邊的支柱倒了，
才發現自己有如陷身巨大的黑洞一般，
生活根本無法運轉下去。
所以，
我現在總告訴人家：
兩個念頭不要有、
兩句話不要說；
那就是：「以後再說」、「早知道…」，
機緣不可能一再給我們「再來一次」的優待。
台北榮總感染科醫師王永衛的追思會已在107年10月25日舉行。
這位行醫37年餘，
照顧過近千名愛滋感染者的醫師，
七月入院前接受資深媒體人訪談，
謹以這段摘要，
紀念這位行醫忘了自己，
甚至在妻子過世當天仍繼續看診的醫師，
他的愛與遺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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